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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江南市鎮有著輝煌的歷史，工商業高度發達，文化底蘊深厚，早在明代中葉以來就出現了經濟的轉型，市場經濟繁榮，早期工業化成就引人注目。這種獨特的社會經濟土壤 ，培育出來的民間信仰與奢侈風尚，具有相當深刻的歷史內涵與認識價值，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民間信仰這種復雜的社會現象，不能以“封建迷信”這種似是而非的套話予以否定，以民間信仰為形式的迎神賽會成為民眾的狂歡節，而延續數百年，化作小傳統中 揮之不去的文化記憶，至今仍有著生命力。奢侈風尚既是經濟繁榮、社會富庶的產物， 又是促進經濟繁榮、社會富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官員的“禁奢”主張，以及文人 斥為“世風日下”的哀嘆，是逆潮流而動的迂腐之見。桑巴特的《奢侈與資本主義》則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這點。/  /  /  江南市鎮素來以經濟發達、文化昌明而著稱于世。現今人們徜徉于南潯鎮、烏鎮、同 里鎮、周莊鎮、西塘鎮等歷史文化名鎮時，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們昔日的輝煌。倘若要探究這種輝煌的文化底蘊，那么，從大傳統的視角來看，毫無疑問首推科舉事業上的貢獻 ：人文蔚起，科第興旺；從小傳統的視角來看，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民間信仰無疑是最 值得關注的。而這兩種現象能夠持續數百年而不衰，得益于發達的市場經濟與雄厚的經濟實力。由民間信仰為支撐的節慶狂歡活動的排場豪華、揮金如土，以及市鎮生活的富庶與侈靡，所反映的奢侈風尚，都和經濟的轉型和高度成長密不可分。/ / / / / / 在以往的半個多世紀中，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民間信仰被政治家簡單化地以“封 建迷信”這種似是而非的套話予以否定，并在現實生活中以“革命”的名義予以掃蕩，令研究者望而卻步。另一方面，基于當年人們記憶猶新的短缺經濟，普遍貧窮的社會必 然倡導儉樸，對奢侈風尚不加分析地予以批判，實在無可奈何。然而按照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本文標題所提及的兩個關鍵詞：“民間信仰”和“奢侈風尚”，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 一 民間信仰與民眾狂歡/ / / / / / 民間信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很難一言以蔽之，更不能簡單化地嗤之以鼻，它早已化作人們靈魂深處的文化記憶。/ / / / / / 較早關注江南市鎮民間信仰的茅盾，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對家鄉烏鎮的民間信仰作了 細致的觀察，寫了一系列的散文，例如《香市》、《戽水》、《桑樹》、《談迷信之類 》。尤以《香市》最為膾炙人口。它反映了1930年代以前，富庶的湖絲產地烏鎮，以崇拜蠶花神及其他神靈為內涵的廟會所掀起的狂歡活動，帶給古鎮的生氣和活力，令人神往。茅盾寫道：/ / / / / / “‘清明’過后，我們鎮上照例有所謂‘香市’，首尾約半個月。/ / / / / / 趕‘香市’的群眾，主要是農民。‘香市’的地點，在社廟。從前農村還是‘桃源’ 的時候，這‘香市’就是農村的‘狂歡節’。因為從清明到谷雨這二十天內，風暖日麗 ，正是‘行樂’的時令，并且又是‘蠶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來的農民半是祈神 賜福/(蠶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預酬蠶節的辛苦勞作。所謂‘借佛游春’是也。/ / / / / /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節目無非是‘吃’和‘玩’。臨時的茶棚、戲法場、弄缸弄甏 、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線戲、髦兒戲、西洋鏡——將社廟前五六十畝地的 廣場擠得滿滿的。廟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紙，各式各樣泥的紙的金屬的玩具， 燦如繁星的‘燭山’，熏得眼睛流淚的檀香煙，木拜墊上成排的磕頭者。廟里廟外，人 聲和鑼鼓聲，還有小孩子們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聲音，混成一片騷音，五里外也聽得 見。”/ / / / / / 這就是讓當地民眾魂牽夢繞的“香市”。對于鄉民而言，求神拜佛只不過是一個由頭 ，“借佛游春”才是目的；對于商人而言，則是“振興市面”的大好時機，正如出資舉 辦廟會的商人“會首”所說：“我們不是迷信，借此振興市面而已”。在這里，民間信仰的宗教色彩，祈求豐收的神靈崇拜，已經被民眾的娛樂狂歡、商家的生意興隆所掩蓋 。最值得注意的是茅盾這樣一個判斷：“‘香市’就是農村的‘狂歡節’”，他以文學眼光看到的廟會本質，與文化人類學眼光看到的廟會本質是一致的。/ / / / / / 烏鎮的“香市”由來已久。民國七年董世寧編撰的《烏青鎮志》卷七風俗記載：“三 月三日為上巳節……翌日謂二明日，村男女爭赴普靜寺祈蠶，及谷雨收蠶子乃罷”；“ /(三月/)二十八日為春社，競傳為東岳生日，或頌經上齋，或枷鎖伏罪，甚至扎扮故事， 迎演數日”。民國二十五年盧學溥續修的《烏青鎮志》卷十九風俗記載：“清明后，村 男女赴普靜寺燒香，今名香市/(諺云：三月初一廟門開。昔時耍貨攤均設于烏將軍廟， 今在普靜寺/)。其時有洋片攤、糖攤、馬戲、髦兒戲、傀儡戲，諸游樂場游人甚眾…… 幼童沿路拜香，燃臂香/(以銅鉤穿臂下懸香鼎/)，肉身燈/(以銅鉤穿額及肩及胸，攀竹梗 撐腰間，周圍扎繩如網，下懸油燈/)，笙簧喧嘩，齊至普靜寺頂禮，名報娘恩。河港中更有競渡者，駕劃船挑四櫓，槍刀斗勇，名達拔船。西柵高橋下堍，尚有名燒茅場者， 臨時設攤售物，以供關外香船購買。谷雨收蠶，香汛漸淡”。顯然“香市”原本是以民間信仰為內涵的宗教活動，已經漸次演化為民眾的狂歡節。/ / / / / / 吳江人費孝通，則以文化人類學家的眼光來看待民間信仰。他于1930年代來到姐姐開辦繅絲廠的震澤鎮開弦弓村作社會調查，后來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師從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就以開弦弓村/(學名江村/)的農民生活為題，1939年在英國出版，這就是享譽學界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在此書的第五章第三 節“宗教和娛樂團體”中，他分析了震澤鎮及其“鄉腳”開弦弓村的民間信仰，其主神就是“劉皇”，由村里三十家住戶組成崇奉“劉皇”的地域性群體。但是開弦弓村的民間信仰完全依附于震澤鎮，就如同在經濟上完全依附于震澤鎮一樣。費孝通說：“這個 村莊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宗教活動的單位。但凡遇到干旱、蝗災或水災，所有宗教和巫術的活動都在該區的鎮內舉行。鎮不僅是經濟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劉皇是上蒼派來保護免遭蝗災的神道”。盡管如此，村莊每年都有一次民間信仰的集會，“它既是宗教活動，也是當地人的娛樂消遣。一般在秋后舉行，一方面對專司收獲的神道感恩，同時又 是祈求來年的豐收。管這地方的神像被請來人座，還有一個樂隊在一個專搭的臺上演奏 。全村分成五組，叫做‘臺基’，即戲臺的基礎。每個組輪流負責這種集會的管理和開支”。/ / / / / / 費孝通所說的“劉皇”，就是普遍存在于江南的“劉猛將”或“猛將”，民眾以為他 是專治蝗災的神靈。近年來對江南民間信仰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日本學者濱島敦俊在他的新著《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和民間信仰》一書中指出，總管、李王、猛將三神的信仰，遍及整個江南三角洲。關于“猛將”/(劉猛將/)，他引用王應奎《柳南隨筆 》的記載：“南宋劉宰/(漫堂/)，金壇人，俗傳死而為神，職掌蝗，呼為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祭，則蝗不為災。”并證以其他資料，表明江南各地都有猛將信仰。他還 在現今的嘉興市郊區荷花鄉民主村的實地考察中，看到了重建的“劉皇廟”。/ / / / / / 嘉興縣北部王江涇鎮的廟會——網船會，就是以猛將信仰為支撐的跨地域水上狂歡活動。每年二三月之交，為了祭祀王江涇鎮蓮泗蕩東北岸的劉王廟/(供奉劉猛將的神祠/)， 江浙一帶的漁船云集于蓮泗蕩，演劇酬神，稱為網船會。明清兩代持續不斷，一直延續 到二十世紀初。王水《從田神向水神轉變的劉猛將》指出，二十世紀初，江浙滬一帶漁 民和船民參與的“網船會”，規模之大令人吃驚：“船以萬計，人以十萬計”。除了附 近乘船和步行來的農民香客外，東至海濱，北至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南至 嘉興、德清、長興、余杭、杭州，各地捕魚船、販鹽船、運輸船、販米船、海運船都來 參加劉猛將的祭祀。這種網船會，其實已經由猛將信仰異化為船民們的水上狂歡節 。/ / / / / / 震澤鎮的“雙楊會”與此相類似。道光《震澤鎮志》卷二風俗記載：“三月三日，兒女各戴薺花，云可免頭暈。又有遠近男女群集雙楊奉先寺等處，同聲佛號，謂之千人會 。”這里所說的“千人會”，就是“雙楊會”。新編《吳江縣志》第二十五卷社會第四節廟會記載：雙楊廟會，始于清代，每十年舉辦一次，因為源于震澤鎮東面的雙楊村而得名。會期為農歷三月。出會時，雙楊村每圩出動一艘會船，船中央懸掛一面紅色彩旗 ，上書“敕封護國昭靈普庇廣佑王”，從昭靈廟鳴鑼啟航。每只船上搭有樓臺亭閣，或由男女少年扮飾劇中人物，或由木偶、草偶做搖經、調絲等動作。會船經過之處，不斷有載著各廟菩薩的會船加入，使船隊首尾綿延長達數里。船隊在震澤鎮停留五日，在梅堰鎮停留三日，在盛澤鎮停留五日，在盛澤鎮，賽會進入高潮，西白漾里到處旗幡蔽日 ，彩練飛舞，鑼鼓聲、管弦聲不絕于耳。會船相連搭臺演戲，熱鬧非凡，轟動遠近數百里。這種“雙楊會”與“網船會”一樣，由神靈崇拜出發，最終演化為一場 水上狂歡節。這就是民間信仰能夠長期持續，并且擁有如此深厚的群眾基礎的奧妙所在 ，也是現今學者研究民間信仰最值得把握的關鍵所在。/ / / / / / 民間信仰的這種特性，有它的歷史傳承，由來已久。據明代人溫璜《覲岳記》記載， 震澤鎮每年清明舉行的“覲岳”活動，排場非常大：“村各具船，船自成隊，隊各別以旗。一旗前導，數十艘后隨，銜接疏密，不爽尺寸。一隊左上，一隊右下；一隊風來， 一隊云游。回旋盤舞于岳滸者，謂之水朝……覲之時，商旅止楫，符檄守津，行人休廛 罷市。兩岸觀者雪屯蟻聚，四方來者張宴幕、載婦女，連舸接艦，夾岸鱗錯。中間一道 ，僅容兩舟，各隊飛梭往來，皆精心揣量，毫末不犯……或風日清美，怒氣不張，則各隊獻技。技不一人，叉棍把槊。一隊獻技，各隊靜觀……隊之精武者得岸人喝彩，得意勝千金之賞”。從以上描述中可以清楚看到，所謂覲岳活動，名義上是朝拜“東岳 天齊圣帝”，實則已演化成為民眾的狂歡娛樂活動，是宗教與娛樂結合的完美形式，成 為震澤鎮四鄉民眾一年一度的狂歡節。費孝通《江村經濟》把宗教和娛樂放在一起敘述 ，是深知其中三味的。/ / / / / / 這是不難理解的，民間信仰的特點就在于，不僅關心其內容，更關心其形式。民眾常 常借此作為共同體的公共空間與社會生活，作為相互交往的場合與宣泄感情的渠道，至 于神靈的地域性及其歸屬于何種宗教，已經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業已成為當地 民眾不可或缺的節慶活動。著名人類學家葛蘭言/(Granet/)的《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 ，用古代中國鄉村生活資料說明，當“小集團的單調生活嚴格限制在日常的私人領域中 ”時，“是沒有所謂的‘社會生活’這種東西的，除非等到標志著另一種生活到來的時 刻。這就是全面集會的場合，只有到了這種時刻，共同體才能恢復它以前的統一狀態” 。在古代中國帶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動，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節慶活動，促成了萬物和諧 統一的狀態，即物質世界與人類世界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意識是基于對立原則的事物 布局中產生的。向萬物供奉犧牲，也有萬物作為犧牲來供奉；所有事物都被獻祭，同時 ，所有事物也都接受獻祭。江南市鎮的民間信仰以及帶有宗教色彩的節慶活動，在地域共同體中的地位與作用，由此可以獲得索解，人們在追求共同體的社會生活，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狀態，追求感情交往與宣泄的渠道。/ / / / / / 著名人類學家涂爾干/(Durkheim Emile/)對于民眾的宗教生活和節日狂歡有一個很好的見解：“膜拜的基本構成就是定期反復的節日循環”，“只有將人們集中起來，社會才能重新使對社會的情感充滿活力。但是人們不可能永遠集中在一起……只有當他們再次感到需要這樣做的時候，才會重新集合。正是這種必然的交替，才相應帶來了神圣時期和凡俗時期的有規律的交替”。在涂爾干看來，民眾的日常生活是所謂 “凡俗時期”，節慶的狂歡則是“神圣時期”。中國學者小田根據這種理論研究江南廟會，所得出的結論是——在神圣與凡俗之間，他認為“許多江南廟會就是神圣與凡俗的混合體”。這種觀點是符合江南的實際的。從本文前面的描述已經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 / / / / / 不妨再舉一個實例。黎里鎮八月的迎神賽會，在明清兩代就十分隆重，八月十一日抬出城隍及隨糧王、土地，巡游至村廟中，稱為“宿山”。八月十二日又把諸神由水路繞市河至羅漢寺、東岳廟兩處公館，稱為“接佛”。八月十三日設筵演劇。此后接連三天 ，晝夜出會，鎮中街道設香案、張燈彩。十六日諸神會至東柵，司會者備船只由市河回 到廟中，稱為“游河上殿”。夜里，抬出諸神夫人，稱為“夫人會”。此時婦女特別興 奮，沿街執香，摩肩接踵，笙歌載道，燈月交輝，通宵達旦。這種情景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當地老人至今仍能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八月迎神賽會令人心動的場景：黎里鎮全年最熱鬧的廟會在八月，從八月初一至八月十六，天天都有“出會”。初一初二是東岳會/(出八角亭處東岳廟內的東岳菩薩/)，初五初六劉王會/(出樓下浜的劉王菩薩—— 劉猛將/)，初七初八毛家池劉王會/(出毛家池的劉王菩薩——劉猛將/)，初九初十出和尚 圩的劉王菩薩——劉猛將，十一十二大王會/(出下絲村的大王菩薩/)，十四十五小天會/( 出土地菩薩、城隍菩薩/)，十六日夫人會/(出土地菩薩夫人、城隍菩薩夫人/)。民國十年 以后增加了初三初四的朱天會/(出滸涇弄劉王廟內的朱天菩薩/)，以及十三日的施相公會 /(出施相公廟內的施相公/)。初一到十三是“小會”，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是“大會”。出會的組織者大體上有分工，經費輪流攤派。初七初八初九初十由當地漁民舉辦，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大會”由鎮上商界舉辦，商界經濟實力雄厚，因此“大會”陣容整齊，隊伍龐大，排場豪華。這種迎神賽會的道子基本按照明朝官員出巡的排場：四面大銅鑼開道，接著是肅靜、回避的行牌，后面是皂隸、判官、旗牌、十將，穿戴戲劇冠服，前呼 后擁，扛旗打傘。神像八抬八掇，威風凜凜。神像后面跟著手執香火的虔誠信徒，有的 信徒背上插著“斬條”，猶如罪犯，意欲贖罪。巡游隊伍前后長達一里，沿街各商家設 香案致祭，街道兩旁善男信女恭迎神像。日會以外，還有夜會，出會隊伍每人手執燈籠 ，遠遠望去似火龍緩緩而行。迎神賽會期間，市河兩岸街上店鋪無不張燈結彩，大戶人家的墻門上掛出對聯字畫，一派節日氣象。從各地趕來的小商小販，沿途擺攤做生意， 賣梨膏糖、牛肉湯、雞蛋糕、泥菩薩等，伏虎洞一帶有西洋鏡、變戲法、髦兒戲等，十 分熱鬧。人們不難看到民間信仰的宗教神圣色彩，已經與民眾狂歡的世俗色 彩合而為一，對天堂神祗的崇拜已經與人世美好生活的追求合而為一。/ / / / / / 與此相得益彰的是，由于明清時代江南市鎮工商業發達，市場經濟繁榮，它的民間信 仰帶上了濃厚的市井色彩、商業色彩，并與行業習俗互相融合，呈現出功利主義的傾向 ，因而使得它的世俗特性更加強烈地凸現出來。/ / / / / / 明清兩代著名的絲綢產地濮院鎮，鎮民及四鄉農家多以養蠶繅絲織綢為生，民間信仰多和蠶桑絲織扯上了關系。正月初一為“大年朝”，鎮上開設絲綢作坊的人家，在各個神祗前行禮，在廳堂供奉財神，在機房的織機左面供奉“佛馬”，謂之“機頭土地”， 敬為土地神。在家中祭神之后，出門參加僧寺尼庵的佛會，迎接喜神，謂之“走喜神” 。四鄉以蠶桑絲織為生的農家則在正月舉行“田蠶之會”，祭祀田祖、蠶花諸神，巫者唱歌侑神；入夜，放爆竹、花筒，夜闌送神，焚燒田柴，謂之“照田蠶”或“燒田蠶” ，意在祈求豐年。到了三月，繁忙的養蠶季節開始，育蠶家貼門神，做青白色繭圓/(狀如繭子的湯團/)，祭祀蠶花諸神。僅僅有每家每戶的祭祀活動遠遠不夠，必須有全鎮集體的迎神賽會與之配合，于是掀起了迎神賽會的高潮。三月初三的迎神賽會規模宏大， 氣氛熱烈。明代人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記錄了萬歷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濮院鎮迎神賽會的實況：“結輟羅綺，攢簇珠翠，為抬閣數十座，閣上率用民間娟秀幼稚裝扮故事人物，備極巧麗，迎于市中。遠近士女走集，一國若狂。”此外還有“佑圣會”。乾隆時人胡琢在《濮鎮紀聞》中說：“明時屢舉佑圣會，稱極盛”，“日間迎會，夜間迎燈， 一國若狂，至今此風未艾”。這一天，鄉人每圩各裝一船，舉行劃船會。船中有人椎髻簪花，扮作蠶婦，先翻葉仙詩，占卜桑葉價格高低；然后把蠶、稱繭、繅絲，以卜蠶絲豐歉。又有一男人扮作農夫，以卜田歲豐歉。數十艘船往來如織，士女乘船往觀者 甚眾，謂之“鬧清明”。這種鬧清明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并不把祭祖掃墓放在首位 ，而是突出與當地民生休戚相關的蠶桑絲織業，關聯到桑葉價格、蠶絲收成，為此而祈求蠶花諸神庇佑。此后的民間信仰活動幾乎都與蠶桑事業息息相關，有所謂“蠶關門” 、“蠶開門”、“蠶生日”等等。當人們把民間信仰和日常生產融為一體的時候， 當宗教活動和生計活動融為一體的時候，信仰的色彩逐漸淡去，而演化為代代相傳的習俗，與農工商各業息息相關，這是和江南市鎮經濟日趨繁榮的走勢相一致的。二 奢侈風尚與經濟高度成長/ / / / / / 以民間信仰為核心的迎神賽會排場豪華，顯現出日趨明顯的奢侈風尚，有其深刻的經 濟背景。清朝乾嘉時代的無錫人錢泳揭示了這個問題：“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 有之，而近時為尤盛……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甚至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巷迎接親朋，使斯民咸入豪 奢”。這種豪奢無疑需要堅強的經濟實力為后盾，因此奢侈風尚必須與經濟的高度 成長一并考察，才能洞察其本質。/ / / / / / 宋代以來，江南以經濟繁榮社會富庶而蜚聲全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民間諺 語生動地表明了這點。明中葉以降，江南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時期，工商業蓬勃發展，多層次市場形成，市場經濟的活躍，全國乃至海外市場對這里生產的生絲、絲綢、棉布等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進一步刺激了江南經濟與社會的更加繁榮。這一帶棉作區生產的 棉布號稱“衣被天下”，這一帶蠶桑區生產的生絲則號稱“湖絲遍天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東來以后，澳門的轉口貿易，以及馬尼拉大帆船的轉口貿易，把這里的生絲、 絲織品、棉布源源不斷地運往東南亞、歐洲、美洲各國。因此江南的棉布業市鎮、絲綢 業市鎮，個人都是萬商云集的繁忙景象，大量的商品與資金在這里集聚，造就了工商各 業及服務行業的普遍繁榮，出現了江南市鎮的黃金時代。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蘇州 ，成為全國最為繁華的城市，直到近代上海興起以后，它的地位才被上海所取代。蘇州 的繁華帶來了奢侈風尚，逐漸彌漫于鄰近的各府、各縣、各市鎮。明嘉靖時松江人何良 俊在《四友齋叢說》中指出：“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于蘇州，波及松江。”明萬歷時 杭州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說：“自昔吳俗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 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是吳俗之侈者愈多，而四方之觀于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 ”/ / / / / /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當時的文獻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明中葉以來，江南社會逐漸由儉入奢，即由儉樸走向奢侈。例如嘉靖時人徐獻忠說：“今天下風俗惟江之南 靡而尚華侈”；崇禎《松江府志》說：“吾松正德辛巳/(1521年/)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光緒《常昭合志稿》引《陳司業集·風俗論》說：“萬歷后，率以聲華氣誼相 高……往時履襪之屬出女紅，今率買諸市肆矣；往時茶坊酒肆無多家，販脂膏脯者恒慮 不售，今則遍滿街巷，旦陳列，暮輒罄盡矣；往時非貴顯不乘軒，今則肩輿塞路矣”。/ / / / / / 這種情況大體從明中葉開始，到萬歷時代日趨明顯，以后愈演愈烈，直至清朝前期依 然如此。康熙《淞南志》說：自明朝以來，“人有恒產，多奢少儉”，入清以后，“飲食服飾競以侈靡相尚”，該志編者引用清初當地人余起霞的話：“吾鄉習尚日異月新， 余幼時見親朋宴集，所用不過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亦只魚蝦雞豕，婚娶盛筵果罩 ，實以棗栗數枚而已。自后，宋碗變為宮碗，宮碗變為冰盤，冰盤又變為五簋十景九云 鑼。窮極水陸，一席所費，可作貧家終歲之需矣。往時及見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過絹褐苧布而已，今則綢不足而紗之，紗不足而緞之，緞不足而綾之錦之，甚且襲以銀鼠， 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頂，倏而廣其檐。一履也，俄而鑲其面，俄而厚其底。如 是者謂之時人，否則，群以村漢目之。舉世滔滔，莫知所自起，亦莫究其所終”。 淞南在今上海境內，即吳淞江/(蘇州河/)以南地區，在近代上海成為時尚之都以前，這里 已經很時髦了，講究排場，揮金如土，這些人自稱為“時人”，就是時尚中人，也就是當今所謂引領時尚潮流的時髦人物，被他們看作不時髦的“村漢”者，也就是現今上海人眼中的“鄉下人”。足見那個時代伴隨著經濟的發達，奢侈風尚已經席卷整個社會了 。/ / / / / / 反映在江南市鎮的奢侈風尚，集中體現在迎神賽會的節慶活動中。例如以絲綢業而興旺發達的濮院鎮，經濟實力雄厚，每逢節慶活動，極盡鋪張之能事。鎮上數年一度的“ 鰲山會”最為典型地體現這種特色。嘉慶《濮院瑣志》記載：“鰲山會，數年一舉，共 二十四座，每坊各出其一……先作山骨，凡可以點綴山色者，靡不窮搜巧購，求巧厥形 。屆期募硤川/(硤石/)冶工制細鐵條，以小兒扮神仙故事。山之顛結彩亭，用五色綢簇欄 桿、藻井、榱題、梁棟之物，陳設幾案金玉器具。旁坐一人或二三人……其所服之裙率 皆新制，又以珍珠綴其裾領，金釧珠冠皎日之下光彩炫目。雖百計挪移，好勝者在所不恤。計數日之間費且盈萬。而遠近來觀者篙楫縱橫，男女填溢，所謂舉袂成帷、揮汗如雨，不是過也”。你看，一個鰲山會，豪華之極，花去銀子上萬兩，主辦者還“在 所不恤”。這當然是有經濟實力為后盾的。不獨節慶如此，日常婚禮追求豪華也不遺余 力：“婚嫁之禮宣稱其家，而濮/(院/)之業綢者多與蘇/(州/)人往來，日見耳聞，漸務奢華 ……茶必茗器精工，果則添設果匣。向來用糕者十之一二，亦不過四盤而止，近來無從 豐厚，每糕重四五十兩，五十為架，飾以剪彩，自四架至八架，率以為常”。/ / / / / / 棉布業市鎮楓涇的迎神賽會也是如此，據《楓涇小志》說：“賽神之舉莫盛于楓涇， 始于乾隆癸巳歲/(1773年/)，至戊戌/(1778年/)更踵事增華……擇童子十歲以下貌端好者， 扮演諸天列宿，盡態極妍，衣皆奇麗，珠以萬計，金玉以千計。其有不足，則假諸鄰邑 。互相夸耀，舉國若狂，費幾累萬。至期士女傾室往觀，百里內聞風而來者舟楫云集， 河塞不通，一時傳為勝舉。然廢業耗財，莫此為甚”。乾隆時代楓涇鎮的迎神賽會 ，規模宏大，影響方圓百里，一擲千金，如此豪奢，當然是“廢業耗財”之事。究其原因，就是從康熙到乾隆這百年來，楓涇鎮的棉紡織業與棉布貿易日趨興盛，進入了鼎盛 狀態，成為遠近聞名的財富之地，才會出現“舉國若狂，費幾累萬”的奢侈風尚。/ / / / / / 與楓涇鎮齊名的棉布業中心朱涇鎮，鎮上布號行商多達數百家，其商業繁華程度可以和京杭運河北段的商業中心城市臨清相媲美，號稱“小臨清”。清代人用這樣的詩句來描述它：“萬家燈火似都城，元室曾經置大盈，估客往來多滿載，至今人號小臨清”。隨著它的逐漸富庶，奢侈風尚甚囂塵上。例如三月初三清明，朱涇鎮上下塘賭賽神 會、賭出抬閣，極盡奢華之能事。豪華的抬閣，高出樓檐，小兒在上面裝扮戲曲故事， 穿戴悉用珠玉珍寶，窮極工巧。當地民間流傳：“忙做忙，莫忘朱涇賽神隍”。那意思是說，無論多么繁忙，都不應該忘記朱涇鎮的迎神賽會，那是轟動方圓百里的盛大狂歡 ，千萬不能錯過。其花費當然是相當可觀的，嘉慶《朱涇志》寫道：“凡村莊勝會最非善事，會中置辦物件，有形之花費，動以累千計。傾動遠近，四處人舟云集，闔鎮親友 盤桓，其無形之花銷更以累萬計”。其他節慶莫不如此，例如五月初五的端午龍舟 競渡，有六七艘龍舟參賽，每艘龍舟都裝飾豪華，舟上旗帳各分五色，船上安裝抬閣， 裝扮故事，耗費白銀以萬兩計。又如八月初一東林寺開香市，廟會與集市并舉，一直延續到九月末。嘉慶《朱涇志》說：“寺中貨賣雜物，列肆而居。至中秋前后，四方男婦填街塞巷，雜沓而來，佛殿幾無容足之區，直至九月杪方止”。朱涇鎮的香市，和 烏鎮的香市一樣，倘若沒有堅實的經濟實力為支撐斷然難以為繼。/ / / / / / 另一棉布交易中心羅店鎮，號稱“金羅店”，客商云集，所謂“賈舶商車之盛，街衢綜錯”，一派熙熙攘攘的繁華景象。它的節慶活動充分體現了“金羅店”的富庶程 度，極為奢侈。光緒《羅店鎮志》記載，正月十五元宵節，“各廟宴堂，廟前設塔燈兩 座，游人往來不絕”；“更有龍燈盤繞，助以鑼鼓，通曉不絕”；“又制一紙船，三四輩扮作婦女，手執荷花，口唱采蓮歌或采茶歌”，“鳴金擊鼓，謂之鬧元宵”。五 月初五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五六艘龍舟“旗帳鮮明，錦彩奪目，擅一邑之勝”，羅店的龍舟在寶山縣首屈一指，此風一直延續至民國初年。秋收季節，棉花稻谷登場，農家歡慶也極盡鋪張之能事：“好事者率以敬神為名，搭臺演戲。甚有兩臺對峙，兩班同演， 名曰鴛鴦臺。家家邀請親戚，有力者宰殺豬羊，無力者亦必典質衣物，以供酒肴。甲圖演罷，乙圖接踵而起”。你看，打著“敬神”的幌子的“搭臺演戲”，互相攀比， 互相夸耀，揮金如土，這就是“金羅店”的奢侈風尚，很難想象，倘若沒有社會的富庶 作為支撐，如何能夠成為代代相沿的習俗。/ / / / / / 名聞遐邇的綾綢產地盛澤鎮，雙楊會在此賽會五天，據記載：“各廟所費總共一萬千 余金以上，而會中所費和觀會人所費又在十萬金以上”，這是一筆龐大的開支。盛澤鎮的中元節的賽會，排場之豪華更勝一籌：蕩湖船、燈船、采蓮船、龍船、蕩秋千、 掮閣、抬閣都以彩綢纏繞；有的船只以紅木為櫓，櫓柄上點綴得珠光閃爍，甚至不惜以 金鏈為櫓繩；扮演童子者身穿綾羅綢緞服裝，手戴金鐲戒指，頭插金珠首飾；船上還有 富商提供的古董陳列，以資炫耀。如此豪奢的迎神賽會的經費，主要來源于 鎮上工商界的資助。據《吳江絲綢志》記載：“盛澤先蠶祠/(俗稱蠶花殿/)是當地絲業公所在道光年間建造的祀蠶神廟，其規模之宏敞及建筑之精美居江南之首，全年香火鼎盛 。祠內建有二層戲臺，臺前石板廣場可容萬人觀劇，一年一度的小滿戲，名聞遐邇。相 傳小滿日是蠶神誕辰，由絲業公所出資酬神演戲三天……劇目由絲業公所擇定”；“清以來盛澤及四鄉絲織手工業極為發達。每年中元/(節/)之際借出七月半會為由，各處青少 年機戶織工聚集盛澤鎮上競唱山歌，成為習俗……盛澤綢行業在中元節期及其他迎神賽 會上，捐贈綢緞，用以扎彩球，搭彩牌坊。出會游行時用彩練裝飾掮閣和抬閣。掮閣和抬閣都在隊伍行進中表演戲文，掮閣由童男或童女扮成角色由成人掮在肩上。抬閣是由 四名成人抬著行進的小戲臺，通常由兩三名童男女扮演。掮閣抬閣由各綢行、絲行、領 戶出資認派，裝飾穿戴奢侈豪華，以爭奇斗艷，受到觀眾稱譽為榮。盛澤鎮經濟繁榮， 全年法事不斷，各種游行/(俗稱‘出會’/)彼落此起，絲、綢、領三業實力雄厚，不惜贊 助，以顯示其財力”。/ / / / / / 市鎮的奢侈風尚必須有堅實的經濟實力為背景，否則斷然難以為繼，塘棲鎮可以提供一個反證。位于杭嘉湖交通要道運河沿線的塘棲鎮，明朝嘉靖年間已經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到明末由于財貨聚集，被徽杭大賈視為“利之淵藪”，交通運輸業、蠶絲業、水果 業三大經濟支柱造就了經濟的繁榮。沈士鑛《和徐埜君元宵蹈燈西里詩》描述塘 棲鎮元宵節的勝景：“茲今元宵夕，群游不夜天。畫燈嬌步影，春燭粲流煙。”光緒《 唐棲志》的編者王同在追憶明清之際塘棲鎮的盛況時，不勝感慨系之。由于遭到咸豐年間太平軍戰爭的破壞，清末的塘棲鎮一蹶不振，昔日的奢侈風尚已經蕩然無存，王同道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可見國初承平氣象”，寥寥八個字，其中的微言大義躍然紙上 ：先前的繁華景象已難覓蹤影。可見奢侈風尚并非空穴來風，并非想奢侈就奢侈得起來的，它必須有經濟基礎為保障，一旦經濟衰退，奢侈風尚便不復再現。三 對奢侈風尚的歷史主義分析/ / / / / / 那么，應該如何評價江南市鎮的奢侈風尚呢?/ / / / / / 中國傳統農業時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對奢侈風尚持批評態度，以為習俗的由儉入 奢總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到了明中葉，江南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蠶桑絲織業與棉紡織 業從農家副業，一躍而為主業，李伯重把它稱為“江南的早期工業化”，或者叫做“原始工業化”或“鄉村工業化”。在他的新著《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的第一章導論中指出：“所謂早期工業化，指的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工業發展，使得工業在經 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他研究了1850年以前的三個世 紀內江南工業的發展，得出的結論是，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 世紀初，在江南的大部分地區，工業的地位已與農業不相上下，在經濟最發達的江南東 部，甚至可能已經超過農業。在這種新的經濟背景下，社會日益富庶，人 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明中葉松江府上海縣人陸楫就是這樣一位領導風氣之先的人 。他的《蒹葭堂雜著》大膽地對奢侈風氣給予全面肯定，提出“奢能致富”的觀點，引起思想界震動。/ / / / / / 較早關注這一史料的是旅美華裔學者楊聯陞，1957年他在《哈佛亞洲學報 》第20卷上發表論文《侈靡論——傳統中國一種不尋常的思想》。文 章關注的是中國早期歷史上的“侈靡論”，并未涉及明清時代，因此在文末加了一個附 錄，引用陸楫在《蒹葭堂雜著》/(《紀錄匯編》卷209第2～4頁/)中論奢侈的一段文章。 這是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極有價值的一頁，不妨將其要點援引于下：/ / / / / / ——“論治者數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 / / / / / ——“余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也” ；/ / / / / / ——“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越之奢莫甚于蘇杭之民……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 其居人按時而游，游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幾”；/ / / / / / ——“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為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游食于四方”；/ / / / / / ——“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貧而后儉。奢儉之風起于儉之貧富。雖圣王復起，欲禁 吳之奢，難矣”；/ / / / / / ——“且自吾海邑/(按：指上海縣/)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 號為‘小蘇杭’，游賈之仰給于邑中者，無慮數十萬。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頗易為生爾 ”。/ / / / / / 陸楫這篇反駁政府當局“禁奢”主張的短論，精彩之極，猶如空谷足音，振聾發聵， 令人耳目一新。他不僅超越了前人，而且超越了同時代人，面對社會的轉型，向傳統的陳腐觀念挑戰，對于伴隨市場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奢侈風氣給予最大限度的肯定，指出這 種現象乃是社會富庶的產物，反過來必將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富庶。因此，他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地區出現“由儉入奢”的風尚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迂腐守舊之輩感嘆“世風日下”，倡導官府“禁奢”，是不合時宜的。/ / / / / / 陸楫的理論不獨在當時具有創新價值，即使在今日市場經濟時代，仍不無啟發意義。 首先，他指出了奢侈的社會經濟前提，“先富而后奢，先貧而后儉”，富是奢的前提， 貧是儉的前提；其次，他指出了奢侈并非浪費的同義詞，奢侈性消費表面看來是對社會 財富的消耗，其實消費對于生產與市場具有不可或缺的刺激作用，“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奢侈帶動消費，帶動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促進工商各業以及服務行業的發展， 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就是他所說的“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再次，奢侈并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并非人為的矯揉造作，而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開全國風氣之先的蘇州和杭州就是最好的例證：“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沖，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 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是有見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 于奢”。/ / / / / / 多么卓爾不群，多么不同凡響!/ / / / / / 其實只要不囿于傳統偏見，一切從事實出發，都會贊同這種觀點。與陸楫同時代的蘇 州人顧公燮就提出與陸楫類似的觀點：“即以吾蘇郡/(蘇州府/)而論，洋貨、皮貨、衣飾 、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 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于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于絕”。奢侈提供了無數就業機會，如果“禁奢”，勢必使這些人斷絕生計。 在陸楫與顧公燮等人看來，奢侈并非浪費，它是一種新的消費理念，一種新的社會理念 、經濟理念。/ / / / / / 奢侈風氣日積月累，形成市鎮民眾的集體意識，相沿成俗。在市場經濟繁榮的背景下 ，各市鎮的年中行事/(節慶活動/)，以及與民間信仰相關的迎神賽會，排場奢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 / / / / 十分有趣的是，與馬克斯·韋伯同時代的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 義》一書中對于奢侈現象的論述，與二三百年前的陸楫、顧公燮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們都充分肯定了奢侈的歷史意義。桑巴特理論的精髓，他自己概括為一句話：奢侈“ 生出了資本主義”!他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眼光分析了歐洲十七、十八世紀的奢侈現象 ，獨抒己見：“奢侈促進了當時將要形成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正因為 如此，所有經濟‘進行’的支持者，同時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導者”。這種理 論，被《奢侈與資本主義》的英譯本導言作者菲利普·西格曼稱為：“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心理學的奢侈動力學理論”。西格曼在評介桑巴特關于奢侈消費對資本主義成長具有的重要性時指出：“到了17世紀末，在歐洲廣泛出現的已經增長的財富， 帶動了非常強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認為這一變化震動了從手工業立場看待商業到關注工業資本主義的所有的商人。農業也對奢侈需求產生了回應……到18世紀時，所有真正 的奢侈品企業都轉變為通常以大規模生產為特征的資本主義企業”。/ / / / / / 桑巴特認為歐洲的海外貿易起源于奢侈品消費，而中國江南生產的生絲、絲綢、棉布等商品在當時歐洲被看作奢侈品的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歐洲的奢侈消費刺激了海外貿易的發達，源源不斷的生絲、絲綢、棉布運往歐洲，換回巨額白銀，從而推動了江南市鎮 及其四鄉蠶桑絲織業與棉織業的持續繁榮興旺，使江南市鎮趨向富庶，奢侈風尚彌漫， 而奢侈又刺激了市鎮各行各業的繁榮。當然，江南市鎮的奢侈并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卻名副其實地使傳統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近著《大分流： 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的中文版序言中說，他很贊同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 費爾南·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作出的區別：十八世紀的清代中國非常肯 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相對而言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出現“資本主義” 。這是獨到的見解!不過我想補充一句：這種“市場經濟”其實在明代中葉的江南早已 出現。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奢侈，與同時代中國江南的奢侈，盡管內容有所不同，但其本質是一致的。/ / / / / / 如果從這樣的視角考量江南市鎮的奢侈風尚，那么便很容易接受桑巴特關于奢侈的肯定性評價了。必須聲明，本文僅僅是對江南市鎮的奢侈風尚進行歷史評價，無意從道德 層面評判奢侈，更無意提倡奢侈。原文出處：復旦學報2005年01期；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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